本届奥斯卡奖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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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16

“过期的东西还在卖,超市太不该了。”张女士表示,为了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她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定海分局马岙所举报。马岙所执法人员到这家超市进行现场调查核实,发现张女士的举报情况属实,并立即进行立案调查。最终这家超市被处罚款5000元。“根据《舟山市举报食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有功人员奖励办法》相关规定,罚没款金额5000以上(含5000元)1万元以下的,奖励举报者500元。

本届奥斯卡奖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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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严 敏  在全球3000多个电影奖中,大概要数美国的奥斯卡奖最为复杂。

之所以这么说,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评选程序十分繁复,投票人极多(现有7000多名),他们各有自身和所属公司利益,在评奖时各施拳脚,而且因为除了一般性的明规则外,该评奖还有许多行业内默认的暗规则,例如“美国优先”和“明星优先”、“平衡机制”和“补偿机制”、“巨片情结”和“老年情结”等。 另外,影响该奖评选最根本因素还在于与所处年代和社会氛围的关联度,与大众文化、娱乐趣味和政治倾向等的关联度。

正如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原会长埃·莱维所言:“社会环境、时代思潮和政治信息比艺术质量更决定着能否获奖。

”难怪,有人说奥斯卡奖有自己的“政治学”。

  在24项年度褒奖中,“最佳影片奖”最具标杆性。 《时代周刊》曾参照历届获奖数椐得出结论:凡获提名最多的影片最有可能获“最佳影片奖”。 但这一“规律”在上一届依然失灵,获14项提名的《爱乐之城》竟败给获8项提名的《月光男孩》。

为何?投票人把“最佳影片奖”颁给以少数族裔为主角的《月》,是藉此表达对特朗普推行的歧视移民政策之不满。

这是由美国的政治气氛所引发的一种“反向而动”的投票意向,与美学、艺术评判不一定有关系。

据统计,近6届奥斯卡奖颁奖礼上,有5届的最佳影片都不是获提名最多的,例如在第88届颁奖礼上,炫耀美国社会公正性而未妖魔化教会的《聚焦》就力克暴露华尔街股市沽空内幕的《大空头》,有一种观点就认为乃因华尔街是好莱坞最大的金主而不可诋毁。

“最佳影片奖”是有政治底线的——小批评可以的,但要大帮忙。 同样道理,今届一部揭露五角大楼侵越战争内幕的《华盛顿邮报》,亦最可能由于“反建制”因素,结果颗粒无收。

  先前已获88个各类电影奖的《三块广告牌》,曾被看好为“最佳影片奖”大热门,结果却败给《水形物语》,尽管后者被曝抄袭1961年面世的一部剧情颇相似的戏剧。

《三块广告牌》的失利在于锋芒太露,批判当局太厉害了。 女主人公用扮演者的话来说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为抗议警方不作为,居然纵火烧警署,租大块广告牌斥责警长。 这个题材在以“白—男—老—富”为主的建制派投票人眼里真是大逆不道,若颁给它“最佳影片奖”,将引领更多的社会批判影片问世,给美国社会带来更大冲击。

反观《水形物语》,虽然背景设定在冷战时期,但未对此作深入挖掘和铺陈,不去揭露美国为应对冷战而采用的残酷手段,全片着力渲染的是爱,即女清洁工及同事、科学家和画家等权力边缘人物对水中怪物的爱。

“那是一个糟糕的时代,”编导吉·托罗解释道,“政治迫害让你仇视一切,你就会爱上那种不大可接受的宇宙怪物。 ”于是他拍成的既是浪漫片,又是怪物片,还是惊悚片。 该片成了“一封献给爱的情书”,过于浓厚的奇幻色彩冲掉了原故事环境所寓含的政治涵义。 对此,“小金人”欣然予以认可。

  对小金人而言,最佳影片必须是“政治上正确的娱乐性作品”。

在奥斯卡奖的语境中,“政治正确”指“不能冒犯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涉及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等。

今届奥斯卡真可谓很“政治正确”了:它特别青睐同性恋题材,如《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获改编剧本奖,而同类题材的智利影片《普通女人》竟压倒欧洲电影奖大赢家《自由广场》,获“最佳外语片奖”;它格外讨好西裔电影人,让“墨西哥三杰”之一吉·托罗在五年内继阿·夸隆、冈·伊纳里图之后再获最佳导演;它为纠正“太白”而把“最佳原创剧本奖”颁给黑人编导乔·皮尔的处女作《逃出绝命镇》而非《三块广告牌》;它明目张胆地把纪录片从艺术表达拉向政治“站队”,不顾国际奥委会已在冬奥会闭幕时撤消对俄罗斯运动员的禁令,颁给由美国人拍摄的调查俄罗斯服用禁药事件的《伊卡洛斯》“最佳纪录长片奖”,其中不乏对俄罗斯的曲解,等等。

  每届奥斯卡奖犹如“蛇蜕皮”,不时在各种不同题材、类型和风格之间钟摆似地轮回,忽而是战争片,忽而是歌舞片,忽而是奇幻片。

长期在奥斯卡圈内的华人评委卢燕认为,如此有节律的摆动,无疑受到“奥斯卡光环”背后的好莱坞资本之手制衡。

若从政治学角度探究的话,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诺兰曲线”来看,当下好莱坞和“小金人”的政治倾向和考量标准或是极权主义、或是自由意志主义。

上述这些变换,并不是商业理念的更新,也不是艺术态度的转变,而正是制作者和投票人体察到社会政治态度的变化而作出的应时反应,而政治态度的变化源自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混乱的国内局面以及日益膨胀的“美国优先”和霸权主义话语。 这些因素今后恐怕将演化成文化娱乐趣味,进一步对奥斯卡奖产生影响。

(严 敏)[责任编辑:贺梓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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